胡琴琵琶与羌笛——唐代边塞诗中的乐器

“中军置酒饮归客 胡琴琵琶与羌笛”——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唐诗作为唐文化中的重要文学现象，历来是史学家、文学家研究的重要对象。本文所介绍的是唐诗中一个重要的流派——边塞诗中有关乐器情况。
   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其与周边兄弟民族的联系也得到了加强，当时，唐朝周围主要的少数民族有：羌、突厥、回鹘、吐蕃、匈奴等。再加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更使汉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流融合，这些都是边塞诗在唐朝盛极一时的原因。
   边塞诗的源头，向上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诗经》中的边塞诗作品内容就相当丰富了（如《小雅出车》《六月》等）。唐朝的边塞诗发展到了顶峰，仅就其数量来说，就有近2000首，达到了各代边塞诗数量的总和。唐朝的著名诗人大都写过边塞诗，其内容丰富深刻，体裁风格多样，异彩纷呈。唐朝的边塞诗作，就其美学上来说，其主导特征是壮美，阳刚之美，令人感到一种极为向上的生命力，体现了唐朝当时泱泱大国的雄浑的民族精神。

一、唐边塞诗中主要的乐器
    唐代边塞诗中记载了很多乐器的情况，为我们研究唐音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岑参诗歌中提到的“胡琴、琵琶与羌笛”只是唐边塞诗中常见的几种，唐边塞诗中提到的主要乐器见（表一）

二、乐器的沿革和使用情况
   下面分别介绍这几种乐器的发源、沿革、传播、使用的情况。
   羌笛：“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焕的这一千古绝句中提到的“羌笛”究竟为何物？
   是否就是笛？回答是否定的。羌笛与笛有很大的区别，是两个不同的概含。汉代马融《长笛赋》“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吟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声相似...故本四孔加以一”由此可以知道：羌笛在汉代就已经流传于甘肃、四川等地了，并且可以推之当时的羌笛是双管四孔羌笛。羌笛在唐时，是边塞上常见的一种乐器，经常出现在唐代边塞诗中（见表一）值得一提的是，羌笛并没有出现在唐代的“十部乐”中，可见，羌笛在唐时只是边塞中所见的乐器，并未正式进入唐代宫廷或军队，只是少数民族或是军队中的兵士所用的一种自娱自乐的乐器。
   唐、宋、元、明各代文人的诗歌中常见到关于羌笛的记载。现在在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及黑水县一带的羌族地区，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这种具有唐宋遗风的乐器，它们是用两支同样长短的油竹制作，管体被削成方柱形，绑扎在一起，每只管的上端，置有一个带竹簧片的吹管，竖吹，规格有17厘米及19厘米两种，音色高亢而略有悲凉感，是人们在喜庆丰收，过年过节劳动之余常用的主要乐器。亦是小伙子向姑娘表达爱情的一种方式。

    笛：宋代陈杨（去木加日）《乐书》中记载，大横吹小横吹并竹为之，笛之类也。律书云：横吹，胡乐也，昔张博望（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所以，人们一直认为笛是由张骞出使西域带到长安的。1978年长沙出土的马王堆三号墓（公元前168年）的文物中，有两支笛类乐器，早于张骞出使西域。由此可见，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约半个世纪，笛类乐器就已经在我国淬了。南北朝以后，笛被称为横笛或横吹，到了唐朝，笛的形制与现在的形制基本相似了，并且成为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乐器。唐朝宫廷的十部乐中，笛成了一件不可替代的乐器，所以特别频繁地出现在唐代诗人的佳句之中。诸如李白的“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朋落梅花”、“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等等，并且，笛在唐军队鼓吹乐中，已经成为了一件常用的乐器，用于壮军威和出征的仪仗之中。另外 ，在唐乐器中，除了横笛之外，还有义嘴笛、叉手笛、箫等笛类乐器。也频繁见于关于唐乐器的记载中。宋、明、清各代，笛子在民间音乐中广泛地得到应用，已经成为江南丝竹、西安鼓乐、十番鼓、十番锣鼓、潮洲笛吹锣鼓、冀中吹歌、山东鼓吹等乐种中的主要乐器，并且在戏曲（梆子戏和昆曲）中也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南北曲笛、梆笛的演奏风格。传统的笛，其按孔之间距离相等，演奏者用叉口吹法和口风的控制互相配合转调。近年来对笛子又进行了多次改进，使它更便于转调。解放以后，笛子被搬上独奏舞台，涌现了一大批笛子演奏家及优秀的曲目，使竹笛在民族乐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角：真正和军队密切有关的乐器，角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种。这种古代吹奏乐器，汉代流行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因最初用动物天然的角吹奏而得名。西汉初期，随鼓吹乐传入中原。《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以鼓、角演奏被称为横吹。唐代的角为竹筒状。唐《咸（下加角）篥格》记载“角，长五尺，形如竹筒......”角在唐边塞军队中是一件用于壮军威的仪仗乐器。从边塞诗中的记载来看，它的作用除了在仪仗中使用外，还应用于军事的集合（角声一动胡天晓）等作用。明、清时期有“铜角”依然是军队、鼓吹中的专用乐器。这种铜角，近代称之为“号筒”，在用于表演古代战争场面时可以见到。
    芦管：“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唐边塞诗人李益错将芦管这一乐器当成笛了（他的此首诗名为《夜上受降城闻笛》）。唐时的芦管，与当时的咸（下加角）篥，即现今的管相似，是纳西族及西南各民族常见的乐器。长约20厘米。管身竹制。现今的芦管开七孔，竹管上插一个芦苇压扁制成的双簧吹嘴，音色粗犷，在现今的白沙细乐中担任领奏地位。由于现存的关于古代芦管的资料很少，我们只能在李益的诗句中体味芦管特有的风格了。
    笳：即胡笳。是古代的吹奏乐器。汉朝就流行于塞北和西域一带，是汉魏鼓吹乐中的主要乐器。唐朝十部乐中，没有笳的编制，可见笳只是少数民族乐器。《蔡琰别传》中记载：“笳者，胡人卷芦叶吹之以作乐也，故谓日胡笳”。这是较为原始的笳，《乐书》中称“芦笳”。《乐书》中还有大胡笳，小胡笳的记载：“其形似咸（下加角）篥而无孔”可见这是用芦苇制成哨，装在木制无按孔的管上演奏的。明清时代，还有关于笳的记载。到了近现代，已经很少有笳的实物流传下来了。
     琵琶：唐边塞诗中提到了很多关于琵琶的曲目，演奏方式，乐队配置等情况。实际上，无论是在唐的边塞或是宫廷，琵琶都是极为重要的乐器。根据东汉刘熙的《释名*释乐器》：“琵琶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木（加比），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可以知道，琵琶这一乐器是根据弹奏方法而得名的。琵琶的历史，向上可以追溯到秦时的“鼗”又称“秦汉子”，唐代是我国琵琶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光是在名称上，就有“大琵琶”、“秦琵琶”、“五弦琵琶”等名称，唐的乐工巧妙地将传统直颈琵琶与外来的曲颈琵琶结合起来，保留了曲颈琵琶梨形曲颈的形制特点，并且在演奏姿势（由横抱到直抱）、演奏方法（由用拨子改为手弹）等方面均进行了重大的变革，使琵琶不仅成为唐代歌舞音乐的主要伴奏乐器，而且在独奏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在唐朝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关于琵琶的描写记载（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唐的边塞诗中更是常见琵琶的踪影，“欲饮琵琶马上摧”几乎成了唐边塞诗的名句。明清时期，琵琶的形制基本上稳定。建国以后，琵琶的表演艺术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琵琶在现代民乐中的地位已经是不可替代了。
    胡琴：现代民族弓弦乐器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然而作为它们的祖先胡琴，发展的历史，相对于笛类吹管乐器，琵琶类弹拨乐器就要短得多。这也正是唐边塞诗中对胡琴记载不多的原因，根据杨杨（去木加日）《乐书》记载，胡琴的前身可能是我国唐代出现在我国北方兄弟民族奚部落中的奚琴，当时亦写作嵇琴，唐代孟浩然《池亭诗》记载“竹引嵇琴入，花邀戴客过。”当时的奚琴是用竹片在两弦之间擦弦而发音的，其琴杆，琴筒比现在的二胡短小，没有千斤。宋代奚琴已具有一定的演奏水平和表现能力。敦煌榆林窟第十窟元代的飞天，已有手持胡琴的图像，到明代，胡琴的形制已经和今天的二胡很相似了。近代，随着戏曲音乐的兴起，胡琴更为广泛地流传。刘天华、阿炳两位近代的胡琴大师，将胡琴的独奏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通过近代无数艺术家的努力，胡琴无论是在艺术表现力还是技巧技法上都已经日臻完备，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艺术体系。
    鼓：打击乐可以说是音乐史上最早出现的乐器种类，唐代使用的鼓种类繁多，如：铜鼓、节鼓、腰鼓、正鼓、和鼓、齐鼓、担鼓、羯鼓等等，唐边塞诗中常用的鼓是哪一种，已经很难考证了，我们只能从诗人的诗句中去想象唐鼓威风凛凛的气势。
   以上提到的乐器，仅仅是唐边塞诗中涉及的主要几种。据不完全统计，唐代的乐器有七十余种。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唐代主要乐器的使用、演奏、流变等情况。为我们研究唐代音乐提供了宝贵资料。通过唐边塞诗，我们还可以了解唐代器乐曲、歌舞戏、曲牌等音乐情况。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字来源：笛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