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苟翠屏 关键词: 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 统一战线 60年前
,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
,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长征是伟大的
,然而它却是在党和红军遭受严重挫败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由于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 一 红军长征期间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实现了重要转变。“九·一八”事变后 ,中日民族矛盾上升 ,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国内各阶层人民都有抗日救亡的要求。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客观形势要求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联合起来 ,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中共中央主张抗日的态度是坚决的正确的 ,鉴于国民党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实行大规模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形势 ,中共中央也提出了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口号。但是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左”倾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推行“左”倾关门主义策略 ,实行“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党的统战工作局限于下层群众的狭小范围内 ,把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主要统战对象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排斥在统一战线之外 ,作为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样的打击和消灭的对象。更没有认识到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化 ,出现了一批要求抗日反蒋的爱国将领可能成为党在抗日反蒋斗争中的友军。反而把这些人当成“最危险的敌人”加以反对。这种只看到敌人 ,看不到朋友 ,把友军推到敌人一边的做法 ,不仅关闭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非常重要的“上层”之门 ,“下层”统一战线也未建立起来。最终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 ,使革命蒙受了重大损失。 长征途中 ,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 ,结束了长达 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使党和红军获得了生机。在行军中 ,党和红军即按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根据实际情况 ,有效地开展了统战工作 ,特别是对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战工作。华北事变后 ,面对民族危机更加严重的形势 ,中共中央进一步认识到要开展民族革命战争 ,“必须吸收更广泛的力量 ,开展全国更大规模更大威力的武装反日的群众运动”[1 ]。并且认识到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左”倾狭隘路线与关门主义错误 ,提出要积极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工作。 1 935年 8月 1日 ,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标志着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重要转变。宣言中所规定的统战政策不再局限于下层统一战线 ,而是建立包括各党各派、各团体、军队、爱国侨胞、少数民族在内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后 , 1 2月即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 ,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基本政策 ,开始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党的统战策略方针为指导长征中的统战工作 ,胜利实现红军的战略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北积极开展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 ,同东北军、西北军达成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协定 ,很快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抗日统一战线新局面。为把革命的大本营牢牢地扎在西北 ,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 ,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另一方面 ,在长征途中的红二、四方面军接到中央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后 ,“在新的策略路线下 ,开始转变工作方式及实际内容”[2 ],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更广泛地开展了统战工作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 红军长征途经 1 1省 ,特别是深入到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 ,遇到前所未遇的复杂情况 ,统战工作对象扩大。党和红军针对不同对象 ,采取灵活的方法开展统战工作。因而 ,长征中统战工作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颇具特色。 第一 ,利用矛盾 ,争取地方实力派停止内战 ,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地方实力派是指地方军阀势力。红军长征中 ,蒋介石调遣几十万军队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其中有国民党中央军 ,也有不少地方的军阀部队。一些地方军阀不满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又对蒋介石在“追剿”红军时采取“一石二鸟”的手段 ,力图使各地方军阀在与红军作战时两败俱伤 ,从而达到既消灭红军 ,又乘机削弱甚至吃掉地方军阀势力的图谋心存疑惧。为了保住自己“土皇帝”的地位 ,地方军阀中的部分人与国民党中央有一定的矛盾。这就为红军利用矛盾 ,争取地方实力派 ,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提供了有利条件。1 934年秋 ,广东军阀陈济棠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在粤北构筑了堵截红军的封锁线。但陈济棠又不愿完全听命于蒋介石 ,暗中与红军联系愿与红军停战议和。 9月 ,中共中央即派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的代表举行秘密停战谈判。其间 ,红军总司令朱德致信陈 ,阐明抗日救国大义 ,提议“双方停止作战行动”,“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的政治运动 ,并切实做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3 ]谈判结果达成了停战协议 ,为中央红军向南突围 ,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铺平了道路。1 935年 4月 ,中央红军到达川滇边境时 ,朱德写信给布防在该地区的川军第 2 0军军长杨森的侄儿杨汉忠 ,表示愿与“切取联系”[4]。双方取得联系后 ,杨森密令其部队让道 ,仅以一支部队佯做尾追 ,使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顺利通过他的防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提出后 ,红军在长征途中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1 935年 1 2月 2 5日 ,朱德发表给川军的公开信 ,呼吁川军担当起抗日的责任 ,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生存而战斗。建议川军在结束内战 ;保障人民有组织和武装自己成为抗日志愿军的权利 ;在川军的全部区域内给人民的民主权利三项条件下与红军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5]1 936年 7月 1 4日 ,朱德又给驻防川陕甘边 ,阻拦红军北上的川军第 2 9军军长孙震写信 ,诚恳告知 :“抗日红军 ,大举北上 ,实行团结全国抗日反蒋反卖国贼力量 ,收复东北失地 ,惟不愿与先生等兵戎相见于四川”,希望与之“联盟救国”。[6 ]8月 7日 ,朱德又致信川军总司令、四川省主席刘湘 ,晓以民族大义。指出在国难艰深 ,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 ,“凡我黄帝子孙不愿做亡国奴者 ,莫不亟谋团结以抗日反蒋 ,争取民族独立。”川军将领当莫例外。针对蒋介石趁“追剿”红军之机阴谋消灭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现实 ,恳切指出“四川抗日军人 ,必须坚为联合”,并与红军结成统一战线才有出路 ,否则只会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7]通过这些工作 ,使川军将领理解了红军北上抗日的诚意 ,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红二、四方面军出川北上基本未遇大的阻拦。红二方面军进入云南后 ,也做了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的工作。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等曾致信龙云 ,建议双方缔结抗日停战协定。并动员刚加入红军的贵州开明士绅周素园写信给滇军纵队司令官孙渡 ,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希望滇军对红军北上抗日不予阻拦 ,“积极则回戈杀敌 ;消极则保存实力”。孙渡接信后 ,“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东面来的敌人 ,能在毕节停留 2 0天 ,休整补充。”[8]由上可见 ,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确实收到了成效。 第二 ,民族政策与统战政策相结合 ,争取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士 ,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红军长征经过了苗、瑶、壮、布依、彝、藏、羌、回等 1 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能不能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 ,打破统治阶级造成的民族隔阂 ,团结各族人民 ,共同对敌 ,是红军能否完成战略转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长征一开始 ,党和红军就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工作 ,对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和社会关系状况作了认真的分析。认为对少数民族不仅要做好广大群众的工作 ,而且要做好少数民族中上层分子的工作 ,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由于少数民族的“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极端落后 ,民族与宗教的社会关系的地位 ,以及他们内部反对汉族压迫的民族团结”,一些上层人士在“群众心目中还有极大的权威与威信”。“他们是本民族利益的唯一代表者 ,一切对外关系都为他们所垄断。”有些地方的少数民族群众正在“他们的领导之下 ,同国民党军进行流血的武装斗争”。因此 ,这些上层阶层“除了少数上层分子外 ,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9]”基于上述正确分析 ,党制定了各民族自立、民族平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等民族政策和对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 1 934年 1 1月 2 9日 ,红军政治部发出《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改变了过去把少数民族上层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并列一起反对的政策 ,提出了“红军不拒绝而且欢迎同瑶民的上层代表发生亲密的关系 ,同他们订立各种政治的与军事的联盟”。随后 ,红军到达彝族地区 ,又规定“绝对不打彝民的土豪”;在藏族地区“不打藏族土豪”,“不立即提出没收土司的财产土地”等对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战政策。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把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紧密结合起来 ,亲自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有的还与一些上层人士订立了政治的或军事的联盟。1 935年 5月 ,刘伯承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进入彝族聚居区。刚到基家支地带就被一群手执武器的彝民拦住去路。先遣队通过翻译向彝民耐心宣传解释红军的宗旨和党的民族政策。特别是当部分彝民抢劫了红军的架桥器材和物品时 ,红军将士仍模范地执行纪律和民族政策 ,对彝民打不还手。这深深地感动了彝族人民及沽基家支头人小叶丹。小叶丹提出愿与刘伯承结为兄弟。刘伯承欣然应允。在彝家海子边刘伯承按彝族风俗与小叶丹歃血结盟。刘伯承和小叶丹结盟 ,使红军顺利通过了彝区 ,赢得了突破大渡河天险的宝贵时间。同年 3月 ,红四方面军一部进入四川松潘羌汉杂居区 ,启发教育了羌族土司安登榜 ,使他不仅未拦阻红军 ,而且放弃了土司身份和家业 ,率领随从参加了红军。在羌族地区组织群众为红军作了大量工作。后来在长征途中 ,安登榜光荣牺牲。在四川黑水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曾传六多次与黑水藏族头人苏永和及其代表谈判依靠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借路北上。1 936年 4月 ,红四方面军第 30军进占甘孜时 ,李先念代表红军与康区最大的德格土司泽旺登登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德格土司还为红军筹集了大批粮草。红军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还表现在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苏维埃自治政府中吸收了上层人士参加。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主席就是藏族宗教上层人士格达活佛。各级政权中均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参加。 第三 ,尊重和保护宗教 ,争取宗教界人士的支持。红军经过的少数民族地区 ,也是宗教盛行的地区。在一些地方还存在政教合一的专制制度。有的宗教首领同时又是地方的统治者。长征中党实行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 ,保护寺庙、经典 ,不没收喇嘛寺的财产等宗教政策。红军指战员严格遵守党的宗教政策 ,争取宗教界人士与红军的合作。1 936年 5月 ,红二、六军团进入云南中甸藏族地区。贺龙等领导同志开展了对喇嘛寺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归化寺是一个较大的喇嘛寺 ,该寺喇嘛受反动派的欺骗挑唆 ,与红军严重对立。贺龙热情接待归化寺的谈判代表夏纳古娃 ,耐心给他讲解党的北上抗日主张和民族、宗教政策 ,请喇嘛寺帮助红军筹办粮秣。他还亲自写信给归化寺八大老僧 ,宣传党的政策。归化寺老僧接信后 ,消除了疑虑 ,积极帮助红军筹粮 ,并赠送了过雪山必需的红糖。还邀请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红军领导人参加该寺为红军举行的祈福消灾的跳神仪式 ,表达了对红军的良好祝愿。贺龙向该寺赠送了书有“兴盛番族”的红绸锦幛。康北炉霍县寿宁寺是一座有 1 50 0名喇嘛的大寺庙。该寺大喇嘛曾到成都“谒见”蒋介石 ,表示要竭力抵抗红军。刘伯承、李先念率领红 30军到炉霍时 ,对该寺喇嘛做了耐心的政治争取工作 ,终于使该寺大喇嘛改变了对红军的态度 ,由对抗转为合作。红四方面军还团结争取了格达活佛、香根活佛等宗教界上层人士。朱德到甘孜后 ,亲自看望格达活佛 ,鼓励他为藏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四方面军在康藏地区对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上层人士的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 ,使二方面军进入四川后基本上未遇到少数民族武装的阻拦 ,较为顺利地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第四 ,团结开明士绅 ,联合地方武装发展壮大抗日救国力量。开展对开明士绅和地方武装力量的统战工作方面 ,红二方面军尤有显著成效。 1 936年 2月 ,红二、六军团占领贵州的黔西、大定、毕节等县。在此休整期间 ,有效地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成功地团结了当地开明士绅和地方反蒋武装 ,推动了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在毕节 ,团结了著名士绅周素园。周是清末贡生 ,参加过辛亥革命 ,曾担任过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贵州省长官公署秘书长等职。因不满官场争斗而退居乡里 ,研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著。红军到毕节时 ,他已年近花甲。获悉周素园的有关情况后 ,王震、夏曦等红军领导人相继登门拜访 ,向他介绍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军团领导决定请周素园出任刚建立的贵州省抗日救国军司令 ,周慨然答应。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就设在周的家里。他日夜奔走 ,辛勤工作 ,使许多赞成抗日反蒋的有识之士聚集到抗日救国军的旗帜下 ,很快形成了一支有 1 0 0 0多人枪的队伍。红军撤离毕节时 ,周素园抛家离乡参加红军 ,踏上了北上的征途。行军途中积极为党做统战工作 ,利用他的影响 ,写信给追堵红军的滇军第三纵队司令官孙渡 ,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信中说 :“目前中国已到千钧一发最危急的时期……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 ,尚尔艰苦斗争 ,欲挽此垂危之命。”“他们的策略非常进步 ,路线非常正确。鉴于目前形势 ,最近决议扩大民族革命阵线 ,联合一切反日反蒋力量 ,来组织抗日救国的政府和抗日救国联军。我相信不久的将来 ,必有新局面的展开。”劝孙渡不要甘做亡国奴和卖国贼的走狗 ,不要阻拦红军北上抗日。[1 0 ]在转战云南途中 ,军团领导人考虑周年事已高 ,劝他离队去香港或昆明 ,由党资助过安居生活。周执意不肯 ,他表示 , 6 0岁了才找到光明参加了红军 ,死也要死在红军里。他一直走到了陕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后 ,又奉命回西南开展统战工作。红军进占黔西后联合了一支地方武装的首领席大明。席大明率领的彝族武装有 1 0 0 0余人。在党和红军的教育帮助下 ,席大明把他率领的武装交给了党组织 ,改编成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席大明被任命为支队司令员。通过他的关系 ,还联络收编了各地绿林武装和其他杂色部队 ,壮大了抗日救国军的力量。在大定县 ,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统战政策 ,感召了曾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县长的士绅彭新民和解甲归田的爱国军人叶刚。他们都为支援红军作了大量工作 ,最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红二方面军在黔西地区开展的统战工作 ,促进了地方抗日反蒋武装力量、开明士绅与红军的合作 ,推动了当地的抗日反蒋斗争 ,发展壮大了红军。2 0多天里报名参军者不下 50 0 0人。红军在此地得到了较好的休整和补充 ,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 综上所述 ,长征期间党和红军的统战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一 ,争取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减少了阻力 ,孤立了敌人 ,为红军赢得了战机 ,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流血和牺牲 ,保存了有生力量。特别是后期长征和前期相比 ,更有效地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如红二方面军从湖南桑植出发时有 2万人 ,到长征结束时仍有 1万多人 ,保存力量达 6 0 %以上。创造“这一突破长征史绩中最高记录的数字 (指保存有生力量 )”[1 1 ]的奇迹应该说成功的统战工作是重要条件之一。其二 ,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帮助 ,使红军能够战胜重重困难 ,胜利完成长征。其三 ,以实际行动宣传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对沿途各阶层人民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作用。 注 : [1]中共临时中央局 :《关于最近华北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的秘密通知》,中共中央文件集 (9)。 [2][11]肖克 :《红二方面军北上抗日》,载《党的文献》, 1 992年 1期。 [3]《朱德选集》第 1 7- 1 8页。 [4]马宣伟、肖波 :《杨森》,四川人民出版社 , 1 989年版第 1 49页。 [5]史沫特莱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 , 1 979年版第 381页。 [6][7]胡大牛等 :《长征时期朱德在四川的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 1 986年第 1 1期。 [8]肖克 :《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 1 980年第 1期。 [9]红军政治部 :《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 1 934年 1 1月。 [10]顾隆刚 :《周素园参加红军前后思想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 1 986年第 1 0期。 （文字来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04期）
|
 |
导